从大厂裸辞后，拉拉和丈夫在北京延庆区井庄镇三司村租下一间小院子，远离市区住了两年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辞去互联网运营总监的工作后，张默做起了木工。他在浙江东阳一间木工学校敲了十个月木头，这件事很枯燥，但一做起来就容易废寝忘食。有一次，他花八九天时间做了一个木马，纯粹只是因为想做。

张默觉得木头很有温度，相较于和人相处，他更享受和物相处的时光，在对木头的锉磨中，他找到让自己安定下来的方式。

以前在互联网公司，他曾是一条业务线的运营总监，拿着比同龄人高的薪水，在上海贷款买了房，在安徽老家的亲友眼里，他是成功人士。然而公司复杂的组织架构、林立的派系、漫长的审批流程让他束手束脚，无止尽的加班、两点一线的通勤生活也让他感到疲惫。

那时的上司常常告诫他，人生就是应该拼命向上爬、拼命挣钱。离职后，这位前上司给他打电话，问了一个问题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获得快乐？”

很多年轻人正在离开大厂。

脉脉研究院发布的《2023职场迁徙报告》显示，2022年，互联网职位量同比减少50.4%，28.19%职场人跳槽或主动离职，9.42%被裁。

高薪曾经是吸引年轻人涌入大厂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各行业平均工资情况显示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为21.3万元，超出第二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6万多元。

然而，当行业泡沫退去，一些年轻人发现，高薪并不意味着高幸福指数，“内卷”、工作生活的不平衡带来的精神消耗等影响着他们的选择。疫情之后，越来越多人开始渴望安稳、在工作的缝隙中找回生活。

离开大厂之后，他们去了哪里？

辞去互联网运营总监的工作后，张默做起了木工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“

这个行业发展很快，不会等你

”

疾病让前大厂人拉拉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。

拉拉1982年出生，曾就职于百度的职能部门，工作性质接近高层领导的助理。2020年底，她被查出宫颈病变，做了手术。术后恰逢疫情封控，但她发现居家办公的压力更大了，工作时长没有减少，只是省去了通勤时间，相当于一睁眼就在办公，一直到睡觉，同事和领导没有太考虑到她是一个尚需休养的病人。

拉拉同在互联网大厂的丈夫也遭遇了职业瓶颈。换了几个团队后，他意识到互联网行业对35岁以上的人不太友好。和父母沟通后，两人一起裸辞了。拉拉为此放弃了剩下两年的股权激励。

2017年，奶盖经由校招进入一家游戏行业头部大厂做直播运营。那时大厂在毕业生眼中是一片沃土，光鲜、体面，她至今仍然怀念公司包容宽松的气氛：可以穿Lolita上班，染花里胡哨的头发，“没人管你”。

奶盖和男朋友感情稳定，毕业后都进入互联网行业。不久，家里开始催婚，他们考虑未来：加班严重，如果两人都在这个行业，以后可能无暇照顾家庭。公司正常下班时间是晚上7点，但没有人7点走，即使没什么事，大家也会拖到9点以后；有事情做的时候，加班到10点、11点是常事。

让奶盖更为触动的是一位女同事，曾经单枪匹马干到管理层，但当她休完半年产假，再回到原来岗位时，发现她之前的业务已经被瓜分掉，只能做一些边缘工作。奶盖考虑，如果不结婚，也许可以继续待下去，一旦要结婚，面临家庭和工作的权衡，“这个行业发展很快，不会等你”。

在工作上，奶盖也开始感到吃力。大厂的薪水里，绩效是大头，有的同事能翻倍完成KPI，拿到高她一倍的工资，自己却只能勉强完成指标。父母也不支持她在这个行业久待，他们常念叨，让她换一份稳定、清闲的工作。多方因素驱使下，2020年8月，奶盖提出了离职。

35岁的西西则是被动离职。她毕业就进入互联网行业，后来做电商运营，担任一个三十余人团队的小组长，2022年3、4月起，领导开始找她沟通部门裁员的事宜，身边的同事开始一个个离开。最终，她所在的部门和另一个部门合并，整个核心运营团队都被裁员，只留下了四五个客服和采购。这批被裁掉的人中也包括她自己。

西西的朋友颜子车比她小三岁，上一份工作是某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电商运营，2021年入职时，整个项目还在扩招，一年之后很多业务开始被砍掉，他在被“优化”之列，幸运的是领到了裁员补贴——他戏称为“大礼包”。

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，西西和颜子车都已待业大半年。

虽然回到了城市，拉拉的小院至今还在出租，每周邀请不同的朋友去小院里过周末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“

偶尔暂停一下其实也没什么

”

离职的决定是2019年底做出的，那年张默28岁。辞职后，他陷入情绪和事业的低谷期，原本准备出国留学，但因疫情受阻。他是学建筑设计出身，在尽力重拾生活热情的迷茫期里，他想到了学木工。

2020年，他联系上浙江东阳的一所木工学校，从上海自驾出发了。

上海距离东阳三百多公里，四个多小时车程，张默往后备箱里塞了几件耐脏的衣服、平时看不上眼的鞋子，还自带了一床被子。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，“我不确定去那个地方能不能够找到答案，但我确定的是那里至少有路牌。”

一到木工学校，师傅来接他，还没等他收拾行李，师傅就拉着张默直接去车间干活了。在师傅指导下，对木工零基础的张默第一次花了三四个小时，用车床车出来一支圆珠笔套，再把笔芯套在里面，做出了一支笔。那天碰巧是师傅50岁生日，晚上大家伙聚在一起吃饭喝酒庆祝，十分热闹。

后来师傅才告诉他，这是他的策略。“因为这支笔零基础也可以上手，而且能够马上出一个漂亮的成品，勾住你的成就感和好奇心，如果上来就让你磨刀，磨四五天你肯定跑了。”

在木工学校，张默的身份是社会培训学员，学费是三个月9800元。说是三个月，其实也没有严格限制，他在那里一待就是近十个月。木材、住宿都包在学费里，每个月的开销不到一千元。

他开始审视以往的都市生活，“在上海拼死拼活的，一个月好几万，那时候就想花一大笔钱，让自己放松一下，透一口气”。

张默每天都工作到很晚，有时候花七八个小时打磨一个物件，或者用十天甚至更长时间做一把椅子、一张桌子。他享受这个过程。学木工之后，师傅曾经对他说，“人生很漫长，偶尔暂停一下其实也没什么。你可以更好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看看内心真实的想法，欣赏一下人生细微处的精彩。”

2022年6月，在第九届深港双年展上，人类学家项飙和青年策展人何志森联合发起了“看见最初500米”工作坊。招募来的学员需要在三个月的项目期结束时，把自己对“附近”的感受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向公众展出。

张默向工作坊投稿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，写他待在方舱医院的几天，对方舱附近的观察。凭借这篇文章，张默从三四百人的报名队伍中脱颖而出。

2022年新年刚过，张默就飞到广州，展开关于“附近”的田野调查。几经变换，他选择落脚在广州老城区、西关一带，那边有很多物美价廉的老字号、老街坊，市井气息弥漫在古朴的骑楼间。

有一次，他在街上发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木匠，每天都在自己家门前的小空间做木工活。老木匠住的地方附近有一条古董街，老板收的老古董缺了零件，就送到他这里来修补。连续好多天，张默就蹲在旁边看他干活。

听完张默对老木匠的观察，项飙也觉得眼前一亮，他说，“你看他是在修复古董，我们在做的重构附近也是一种修复，修复社会。”

“修复”这个主题在张默心里扎了根，催生了他的“流浪椅子”项目。他发现老城区里有很多缺胳膊少腿的旧椅子、旧家具，就把这些旧物回收来修好，然后招募一些人来领养。他给每把椅子做一张领养证，记录这把椅子被捡到时候的样子、修复的过程。被遗弃的旧物，在一次修复和移交中，重新拥有了新的生命。“我是个木匠，修复不了社会，但我可以修复一些椅子。”张默说。

张默在修复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。工作坊结束后，张默把“流浪椅子”从广州带回了上海。家楼下有一个垃圾站，成为他的固定“扫货点”。最近，他又在安徽歙县做大木作，一待就是数周。

张默发起了“流浪椅子”项目，把老城区里缺胳膊少腿的旧椅子、旧家具回收并修复，然后招募人来领养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“

等

待人生真正的春天到来

”

拉拉渴望给自己找一个歇脚处。工作多年，她和丈夫一直计划着未来换一个节奏慢一点的城市。他们考察过很多地方，比如云南，但两人都不适应南方的环境。最后，他们决定就在北京的周边找一个能开启新生活的地方。

正式辞职的那一刻，这个筹谋已久的计划迅速落了地。拉拉最后锁定了北京延庆区井庄镇三司村的一个小院子。延庆紧挨着昌平，到市区大约一个小时车程。拉拉用几万元的价格租下了一个带院子的独栋房子和一块自留地，在离职后的那个冬天和丈夫一起搬了进去。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，“那个冬天好像一个筹备的阶段，好像一直在等，等待那个人生真正的春天到来”。

拉拉给院子起名“诗二三”，找来在泡泡玛特做设计师的朋友设计外墙涂鸦，在院子里种上蔬菜、果树。他们和父母一起在农家院里度过了第一个春节。樱桃成熟时，她邀请朋友们一起来摘樱桃、泡樱桃酒；丈夫喜欢骑摩托车，经常带着她在山上追逐羊群。

农村的生活有诸多不便，没有物业，水电暖不齐全。第一年冬天，气温零下二十几度，院子里的水管被冻爆了四五次，全都得自己修；电器短路、停电，也要自己解决。村里只有一个小卖部，他们只能每周开车去市区采购。

拉拉的物欲大幅降低，养车、保险、水电几乎构成了全部的生活开销。地里种的蔬菜能够自给自足，农村的两年，她和丈夫几乎没有买过衣服。在大厂时，她三餐都要叫外卖，点咖啡、下午茶是家常便饭，现在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了。

村民们热情淳朴，邻居武哥一家和他们关系很好，手把手教他们种地，带他们融入当地生活。拉拉无意中提起，院子里要是有一棵树就好了，第二天发现树已经在那里了。还有一次，她想在院子里搭一个亭子，问邻居哪里能买到材料，邻居直接就把亭子搭了起来。直到现在，拉拉夫妇不常住在村里了，邻居还是经常帮忙收拾院子、打扫卫生。

西西和颜子车开发了一个有机农场，尝试把大厂的职场经验带过去。离职前，他们就在广州花都郊区租了十亩地。那时两人只想创造一个能在工作之余回归田园生活的休憩之地。但预想中短暂的待业期一再延长，变得越来越煎熬。春节过后，西西和刚失业不久的颜子车一拍即合，决定用这片农场干点什么。

他们从零开始学种果树。广州雨水充沛，野草长得很快，每个星期除草占了大部分的工作。农场种植了长果桑葚、芭乐等水果，每种都带来不同的体验：芭乐容易长虫子，在结果期需要用袋子把果子一个个包起来防虫；长果桑葚不易受虫害，但采摘期很短，刚结果时是青色，两三天就变红，再过一两天就变紫了，再不采摘，就变成黑色，熟透掉到地上。

“所以就会很着急，你看着那个果掉下来，感觉掉下来的都是钱。”第一批桑葚成熟时，他们在农场里收了整整两天。

大厂在他们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。谈起农场，他们还是习惯性使用“碰方案”“迭代”“优化”“复盘”这些行话。他们曾经尝试卖鲜果，买了很多包装盒回来，发货给全国各地的朋友，试着“走一遍流程”，结果发现即便发了冷链物流，桑葚还是不能过夜。他们“迅速迭代”，又开发出水果干、手工皂、冻干粉。

类似的“试错”还有摆摊。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，他们刚结束了三天的摆摊初体验，顶着高温出摊不到半天就下起暴雨，不仅顾客寥寥，产品也都被淋湿了。摆完摊，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复盘：销售成果不佳，他们客观地分析极端天气、场地“踩雷”、用户群预判失误等一系列原因，把经验分享在小红书上。

很多事情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他们现在做的是“自己的东西”。“在大厂做运营时，每天就是盯数据，看盘、做复盘，但自己拿主意的成就感和给别人打工是截然不同的。有时你明知道这个项目做不下去，可能领导也知道做不成，却要跟他的上级有个交待，就闭着眼一起做，没什么意义。”西西说。

西西和颜子车在广州花都郊区租了十亩地，开发了一个有机农场，尝试把大厂的项目经验带过去。（受访者供图/图）

“像休了一个漫长的假”

脱产在家备考10个月后，奶盖考上了广州一家医院的事业编。她的职位主要是写材料、开会，几乎从不加班，也不再有KPI压力。“现在无论你干多干少，大家拿的都是一样的，主要看医院效益。”她说。

奶盖花了很长时间适应这种生活。在大厂三年，她参加了两次年会表演，穿着lolita裙子跳二次元舞蹈。但是在医院工作后，穿衣打扮要注意不出格。有一次，她做了一个颜色鲜艳的美甲，贴着大亮片，发朋友圈后，领导立刻私信她，要求她卸掉，理由是第二天有一个重要会议。

奶盖至今无法判断，离开互联网行业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但刚毕业时对大厂的狂热滤镜已经消解。“就算我不离开，有一天我可能也会被淘汰。这个行业也要筛选，留下一些真正适合的人。”

在木工学校过了近十个月田园诗一样的生活后，张默已经感受到现实压力：房贷还着，公积金空了，银行卡的钱一天天在流失。后来，他接到了建筑修缮的工作邀约，但是经济压力始终存在。比起在大厂，他的收入水平大幅滑落，存款几乎没有增加，只能维持简单的生活开支。

张默有很多计划想实施，但都需要钱的支持，他还在继续探索，尽力从目前的资源和项目中寻找提高收入的方法。他不后悔当初的选择，“很多人会在忙事业的过程中忘了自己曾经的初心，放弃了曾经的喜好、爱好，都觉得挣钱最重要。钱是一个实现手段，但它肯定不会是目的”。

对西西和颜子车来说，失去稳定收入的压力也始终如影随形。西西喜欢中古包，以前每年会花几万元买包，每个季度都要去旅行。现在有了时间，反而不去了，因为机票、酒店都很贵。颜子车刚刚成家，背着房贷，他开始习惯自己在家做咖啡、烘焙，减少出去看电影、吃饭的次数。

农场很难短期收回成本，进一步运营还需要投入更多，包装、设计、产品、销售，每一步都需要钱。他们尽可能压缩成本。创业园的工位租金太贵，他们平时就在园区里的咖啡厅办公。冻干机是向工厂借来的，如果自己购买，即使是小型家用的冻干机都要两三万元。为省下设计费，画插画、拍产品图、设计包装、做海报，他们全部亲力亲为。他们还设计了很多方案，开农家乐、做亲子研学项目、出售农场手作，但这些都需要更多资金。农场的厕所是他们用砖头搭起来的茅房，也没有修路、铺草坪。想要修缮路面、像样的厕所，也需要钱，而面对越来越审慎的投资者，一个漂亮的方案PPT似乎很难说服他们买账。

他们一边经营农场，一边继续投简历。“其实两边都有盼头。一方面我们想争取把农场做大了，就不需要找一份之前那样的工作；但这可能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它是一个爱好，但这个爱好不能养活自己，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去找钱。”

在互联网行业辗转十年的西西聊起被动离开大厂后的落差，已经表现得很坦然，“摆摊啊，开一下滴滴、跑一下外卖这些，肯定有的。大家只是不说而已，因为还是很没有面子的”。

虽然拉拉很适应在农村的新生活，但丈夫一直水土不服。他需要社交，村里大多是空巢老人，他只能和村里的高中生打打篮球。每周回市里探望父母、朋友时，他总是格外兴奋。后来，丈夫开始准备社工考试，他多次暗示拉拉，即使没有通过考试，他也想回去了。

他们试过把小院开成民宿，让它热闹起来，同时弥补失去收入的焦虑。但疫情期间民宿的收入并不稳定，还要面对状况百出的客人。曾经有一个老人，在民宿喝得酩酊大醉，从楼上吐到楼下，还非要拉着他们一起喝。她也遇到过“熊孩子”，把房间的墙壁涂得惨不忍睹。

2023年初，丈夫考上社工，去了社区工作，拉拉则在机缘巧合之下回到了原来的岗位。过去的两年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像休了一个漫长的假”。

再次回到城市后，拉拉的小院至今还在出租，他们每周都会邀请不同的、遇到各种烦恼的朋友去小院里过周末。拉拉希望这里不仅是她和丈夫的曾经的避风港，也能够治愈更多人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拉拉、奶盖、西西、颜子车为化名）

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南方周末实习生 温若梅

责编 李慕琰